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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僧吴理真《行状》考述
来源: | 作者:glzcdcom | 发布时间: 2012-01-06 | 393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宋僧吴理真《行状》考述

——人为神化“西汉茶祖”和中国植茶始祖不可取

竺济法

最近几年在研究茶史时。让笔者深感惊讶的是,《茶经》、《续茶经》、《茶经述评》、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等权威文献从未提及的吴理真,怎么一下子成了茶祖神农之后的“西汉茶祖”和中国植茶始祖了呢?这是中国茶史和佛家茶事的重要事件,值得广大茶人关注。

笔者在2009年第四期《茶叶》杂志上,读到中国茶叶博物馆研究员周文棠先生的《蒙顶植茶人物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》,其中对蒙山僧人吴理真的年代提出了探讨,认为是南宋人物,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。

从多种文章、著作中得知,记载吴理真事迹的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(以下简称《行状》),系宋代碑刻,收录在清代《金石苑》一书中。笔者本着查考原著的精神,几经周折,承蒙较早引用该引文的《蒙山茶话》、《蒙顶茶》作者、四川雅安电视台董存荣先生,提供了《金石苑》原文复印件,《金石苑》全称为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。

经笔者考证,《行状》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吴理真事迹的孤证,后代各种相关记载均源于此,吴理真是宋代僧人而非西汉茶祖。笔者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《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》,打破了一个人为制造的神话。笔者从网上和刊物上看到雅安及四川方面一些反面意见,2011年10期《茶博览》又发表了四川农业大学李家光副教授的《茶祖吴理真是西汉人,不是宋僧》(简称李文)。综合李文和一些网文,笔者发现所谓的“力证”,没有一件是准确、可信的文献,很多方面有悖于基本的文史常识,都是原先发表过的牵强附会、东拼西凑、逻辑混乱的大杂烩。

最近笔者对《行状》作了进一步研究解读考述如下。

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作者是清代刘喜海

经笔者查考,《金石苑》全称为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,作者是清代官员、大学者刘喜海。因书名分为“金石苑”、“三巴汉石纪存”两页,简称《金石苑》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刘喜海画像

刘喜海(1793-1853年),字燕庭(又作燕亭、砚庭)、吉甫,山东诸城人,别号三巴子。清代著名金石学家、古泉学家、藏书家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6)举人,官汀州太守、四川按察使,迁浙江布政使。祖上乃世代名宦,高祖刘棨,康熙进士,官至四川布政使,康熙帝为之御书室名清爱堂,叔祖刘墉,乾隆朝名臣、著名学者、书法家。嗜金石之学,善鉴赏,工诗文。史载他家无长物,惟多金石、古钱等藏品。所著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,为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蓄之第一部著录,是他在四川期间收集、摹写的巴蜀历代碑刻拓本,其中有些为前人所未见。其收藏古器物和拓本之多,在清代后期是不多见的。他曾打算将自己5000余种金石拓片藏品,编集一部几百卷的金石苑,但因卷帙太多未成,只将其中一小部分编为未分卷的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。该书收录了保存于四川的汉至唐、宋的碑刻等物,书中的碑刻、器物,多绘出缩小的图形,刻文按原来的款式、书体摹写。这种著录古代石刻文字的方法,对保存历史文献是比较科学的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

根据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扉页记载“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”,笔者确定该书作者为刘喜海。刘喜海字燕庭,别号三巴子;“道光丙午”即1846年,是年刘喜海54岁,在成都。

刘喜海另有《海东金石苑》、《海东金石苑补遗》等金石类著作。其所补编《古泉汇考》,为当时古泉学集大成之巨著。

《行状》的考证与解读

需要指出的是,在笔者之前,没有人写过该《行状》出自何种书目、年代及摹写作者,只是笼统地说,该行状出自清代一部名叫《金石苑》的古籍,未见过相关考证,研究非常有限。

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收录的《行状》分为二页,其中一页为碑刻形状及吴理真画像,上方碑文空白部分约占四分之一,注明“文列于后”,下方约四分之三为画像,两边是一副对联:行归露井灵光灿,手植仙茶瑞叶芬。右侧有刘喜海标注:“石高七尺八寸,广三尺六寸;像高五尺五寸余。行状十六行,行十一、二、三、四字不等,字径八九分,正书;对联字径三寸余,行书。”

另一页为《甘露祖师行状》,以刘喜海摹写的书体记载:

师由西汉出,现吴氏之子,法名理真。自领表来,住锡蒙山,植茶七株,以济饥渴。元代京师旱,敕张、秦枢密二相,诏求雨济时。师入定救旱,少顷沛泽大通。一日峰顶持锡窠井,忽隐化井中,侍者觅之,得石像。遂负井右,建以石屋奉祀。时值旱魃,取井水,霖雨即应。以至功名、嗣续、疾疫、灾祥之事,神水无不灵感,是师功德有遗之也。故邑进士喻大中,奏师功行及民,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。(注:文中注有“淳熙戊申[1188]敕赐普慧妙济菩萨”)

时绍熙三年(1193年)二月二十六日,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

 

     
笔者试译白话文如下:

师为西汉吴氏后裔,法名理真。从岭南地区到蒙顶山房长驻修行。曾植茶七株,以供饮用和观赏。本朝京师临安等地持续大旱,皇上命张俊、秦桧枢密二相,诏告天下求雨救旱。法师小有神通,遵诏入定救旱。少顷便大雨倾盆,解除了京师等地广大地区的旱情。一日,法师到峰顶持锡窠井,忽然隐化于井中。侍者寻觅,未见衣物、尸身,仅得石像。众人无不称奇,遂在井右建石屋奉祀。此后凡干旱之时,只要汲取井水,即下甘霖。以至功名利禄、子孙繁衍、疾病疫情、灾难吉祥之事,皆可求助神水,无不灵感。这是师之功德造福后人也。本地进士喻大中有感于此,向朝廷上奏,为师请功。淳熙戊申(1188),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。

时绍熙三年(1193年)二月二十六日,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

 “行状”是古代亲友记载死者生平事迹、作为传记素材的一种文体,类似于传记。文中写到灵感神异故事,在古代并不鲜见。

标题是文章的眼睛,古人一般都在标题上标出朝代。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标题明确界定吴理真是宋人。笔者不解的是,李先生等相关专家、学者,不知是出于回避还是其它原因,并没有对其中的“宋”字作任何解释。

严格来说,该《行状》不很规范,可能为该寺僧人或民间文士类似今天的业余作者所撰,一般士大夫所写会有落款。首先,《行状》标题未按宋孝宗敕赐的“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”称呼,而称为“甘露祖师”。“祖师”原指佛教、道教中创立宗派的人,并非李文所说“三代以上才能称祖”,作为普通作者所撰的非正规《行状》,可能以“祖师”代指僧人法师了

其次,《行状》缺少主人祖辈名分和生卒年代,造成了后人的误读和争议。主要记载了主人吴理真因求雨、灵验等,由当地进士喻大中请功,而被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。开句“师由西汉出”虽表述不清,但紧接“现吴氏之子”开宗明义记载吴理真为西汉吴氏后裔。

古人的传记、行状、墓志铭,一般只介绍其分支为何地人士及祖上名号,吴理真作为家世不详、籍贯不详的僧人,李先生已考证出他“系王室之后”,故妄说之,故妄听之吧。

更让人惊讶的是,李先生及当地一些作者,虽然也以《行状》为考证吴理真的主要依据,不敢否认碑刻,却出于地方利益需要,于《行状》中“法名”、“住锡”“入定”、“菩萨”等佛教专用名词于不顾,竟然篡改了吴理真的僧人身份。李文云:“吴理真不是政治人物,也非学者名流,只是一个种茶人……吴理真不是道人、也不是僧人,只是从岭表流寓而来的皇族之后,入乡随俗,种茶为生……”

如此说法,吴理真是西汉茶祖,为什么《行状》记载宋孝宗敕赐他的主要功迹是求雨、显灵,植茶只是一笔带过呢?李文并未作出合理解释。

“现”、“元代”指的均为当时宋代

笔者在《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》一文中写到,原先很多介绍吴理真的书籍、文章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现吴氏之子”句,并未出现关键字“现”字,是笔者在文章中引出并强调,“现”字说明是宋代人记当代事。

李文则是这样解读的:“‘现’字有多种释意,与本文相关有二:其一,显露。显也,露也。其二:今时,现在。碑文从一,是‘显露’之意。‘子’字也有十多种含意,与本文相关有三。其一,为人之子,儿子。其二,古代对男子的尊称,如孔子、庄子等。其三,老师。‘子是有德之称,古者称师为子也’。碑文从三,‘子’是指有德之人。‘现吴氏之子’解读应该是:显露吴氏家族的有德之人。上下连起来:‘吴理真西汉出生,是显露吴氏家族的有德之人……’”。

李文还有一种句读是:“师由西汉出现,吴氏之子,法名理真。”

李文及《雅安日报》记者引述李先生之语,认为笔者不懂古文。笔者古文基础薄弱,但知道“现吴氏之子”句古今含义完全一致

笔者原先对“元代京师旱”句“元代”两字不解,以为是“宋代”之误,写作本文时,忽然想到,结合《行状》落款,“元”字可作“本”字解,古人记述当代事物常用本代、本朝、国朝,在元朝之前,此“元代”不会与朝代之元代冲突,是可以代指本代、本朝的,这就顺理成章了。

 

吴理真入定救旱不一定要到临安张俊非“张浚”,

《行状》载:“元代京师旱,敕张、秦枢密二相,诏求雨济时。师入定救旱,少顷沛泽大通”。

关于“张、秦枢密二相”,先生说:“碑文中的张浚,四川绵竹人,高宗时任川陕京西诸路宣抚使,孝宗隆兴元年(公元1163年)正月任枢密使,在位不满两年。张浚任相的时间也说明‘京师旱’是在孝宗隆兴元年或二年。” 李先生在这里犯了张冠李戴的常识性错误,其实文中的“张、秦枢密二相”指的是张俊与秦桧。张俊非张浚,秦桧死于1155年,张浚(10971164),汉州绵竹(今四川)人1135年为相,1163年任枢密使,二人怎么共事?张俊(1086—1154),字佰英,凤翔府成纪(今甘肃天水)人。绍兴十一年(1141)四月授枢密使,次年十一月罢枢密使。最主要的是,张浚是重用岳飞的忠臣,而张俊则与秦桧合谋陷害岳飞。一忠一奸,泾渭分明,岂能混为一谈?可谓偏旁差之毫厘,误之千里。

张俊任枢密使不到两年,因此确定求雨时间就在1141-1142两年之间。

关于“师入定救旱”,李文说:“此师非彼师!……京师临安距西蜀蒙山数千里,在信息闭塞的古代,如何得知‘京师旱’?又如何千里迢迢赶赴现场?于理不通。‘师’是指临安当地的法师。”这是李先生有所不知了,即使古代,京师持续大旱也会天下皆知,法师完全可在蒙山入定救旱,并非要赶到京师临安。至于“临安当地法师”之说,就更离谱了,这是记载吴理真事迹的《行状》,怎么会突然言及其他无名法师呢?临安法师还要“邑进士喻大中”为之请功吗?而下文所载事迹又属此师还是彼师呢?恐怕李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了。

甘露祖师”解读年号命名是常识错误

吴理真是因为求雨、灵验有功,而被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的。李文为了证实吴理真西汉茶祖,违背历史常识,用了很多笔墨,将“甘露”解释为西汉汉宣帝的甘露年号。须知,朝代年号本身由皇帝制定,年号代名是皇帝专利,宋代以前多用汉高祖、唐太宗、宋徽宗等庙号代称,明代以后才多用年号代称,如永乐帝、康熙帝、乾隆帝等等。笔者至今未看到除皇帝以外的其他人物用朝代年号代称的,李先生认为“甘露祖师”是以甘露年号代称的,可能为独创。

西汉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,先生由此推论出吴理真种茶即是此年。而不可思议的是,前文已经写到,《行状》记载宋孝宗敕赐吴理真,植茶只是一笔带过,更没有说在甘露年间植茶。甘露年号共4年,从前53年至前50年,即使李文所说成立,也不一定就是前53年,或早或迟都有可能的。

从宋代1141年前推到公元前53年,相差近900多年,吴理真甘露祖师”封号,就得出他在甘露元年植茶的结论,足见凭推理、猜想去考证这一重大茶史的,难道不是天大笑话吗?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脉络了。

 “西汉吴理真”是断章取义的误读

笔者在《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》一文已经指出,对同一历史事件,文献采信的依据是以古为先。目前持“西汉吴理真”之说的主要依据,是清雍正六年(1728)《天下大蒙山碑》和雍正十一年(1733)编纂的《四川通志》,两种文献均在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石碑之后,现代著名茶学专家陈椽先生则是根据《天下大山蒙碑》记载而载入《茶业通史》的,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对《行状》断章取义的误读,不能作为采信依据。

李文所引五代前蜀毛文锡《茶谱》记载的蒙山上清峰一位无名僧人,以茶去宿疾,只是很普通的佛家茶事,与宋僧吴理真或所谓的“西汉茶祖”均无关联。

李文引光绪《名山县志》,说北宋孙渐有《智炬寺留题》:“昔有汉道人,蕹草初为祖。分来建溪芽,寸寸培新土。 孙渐曾任河东路保甲兼提刑。笔者未看到《名山县志》,不敢判断他的生卒年。智炬寺位于蒙山山腰,与蒙顶山房相近。《智炬寺留题》共42行,据该诗前句“步庑阅刓碑,开龛礼遗塑”来看,孙渐可能也是在瞻仰《行状》石碑之后所咏,董存荣先生在《蒙顶茶》一书中亦作如是说。这么说来,《智炬寺留题》也写在《行状》碑刻之后。“分来建溪芽”句也表明了宋代特征,因为唐代之前,名茶和贡茶是蒙山茶、阳羡茶、紫笋茶等,建茶尚未成名,宋代大臣丁谓、蔡襄以建茶督造贡茶大、小龙团凤饼,建茶才名闻天下,风靡一时。孙渐认为来自岭南的吴理真,带来了7棵建溪茶苗,种在蒙山顶山。此说另有记载,还是孙渐的个人理解,不得而知。熟悉茶史的人都知道,“汉道人”与“建溪芽”是矛盾的,很难并列在一起。而即使有无名“汉道人”在蒙山种茶,仅凭宋代文人雅士诗歌中只言片语的记载,也不足为信。还有,看不出无名汉道人”与吴理真有什么关联,如果《智炬寺留题》年代早于《行状》,说明该诗与吴理真是无关的。

李文提供的其它依据,如南宋中期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、明《杨慎记》等相关记载,均源自《行状》碑刻,只是均被误读为西汉理真而已。

这些文献,有的属断章取义的误读,有的可能没亲眼看到《行状》碑刻,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而已,当代这种情况太多了。

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并不难读,相信广大读者可以读懂。说笔者指出陈椽先生错误是“文笔尖刻”,笔者并不认同。1990年代初,笔者曾与陈老多次通信通话,撰写的《陈椽编著〈茶业通史〉》,曾在香港《新晚报》等多家报刊刊出,19921994年分别收集在上海和台湾出版的拙著《名人茶事》中,陈老非常高兴。《茶业通史》是开山巨著,虽然笔者发现了其中将“神农得茶解毒”归为战国《神农本草经》、瞎子摸象式地根据《天下大蒙山碑》认定吴理真是西汉茶祖两大重要错误,同仁们还有其它诸多质疑,但瑕不掩瑜,不足之处有待我们后人完善。而实事求是指出其中错误,并非对他不敬。

当代随意造神不可取

宋僧吴理真在蒙顶山房植茶七株以供自用或观赏,对具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蒙山茶来说,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茶事,《行状》只是一笔带过。周文先生在《蒙顶植茶人物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》一文指出:“吴理真禅师扬名后世的因缘,并非因为植茶,而是因为‘入定救旱’,隐化而成石像,民众有求必应,并被南宋孝宗敕赐‘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’。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,是符合历史上老百姓尊敬菩萨情结的,更在于南宋孝宗皇帝是宋代最信佛教的一位皇帝,有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。”

让吴理真本人和《行状》作者意想不到的是,随着当代茶文化的兴起,当时因求雨有功继而显灵的宋代僧人,为了巨大的地方利益,竟被人为神化成了“西汉茶祖”和中国植茶始祖,各类文章、纪念活动铺天盖地,僧人还摇身变成了农民,不仅雅安当地建有大型的吴理真广场,多处有他的塑像,连中国茶文化的最高殿堂——中国茶叶博物馆,也接收并立起了他的塑像,让海内外茶人祭拜。随意确认未作充分论证、明显薄古厚今、存在争议的茶史,是对当代茶文化学术的莫大讽刺

希望有关部门组织专题研讨会

近年来,随着茶文化的升温,一些地方因利益驱使,自欺欺人,人为编造茶史,争当茶文化发源地、茶祖诞生地等时有发生,故事传说与文史混为一谈,宋僧吴理真演变为西汉茶祖堪称其中的典型。茶文化领域亟需树立文史学术意识,实事求是,去伪存真,以提高茶文化文史学术的可信度与文化品位。

笔者建议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、中国茶叶博物馆等单位,就吴理真事件举行一次专题研讨会。历史不容伪造,迷信终将打破,《行状》记载的吴理真究竟是宋僧,还是人为神化的所谓“西汉茶祖”和中国植茶始祖,一定会水落石出。

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,笔者抛砖引玉,期望更多专家、学者指正,并深入研讨。

 

 

 

——本文摘自《中国茶叶》2011年第12期